马寅初,一位世界知名的经济学家,曾担任北京大学校长,并提出了计划生育的理论,为此他曾遭受过严酷的批斗和迫害。然而,随着时间的推移,国家采纳了他的建议并实施了计划生育政策。当时,社会上有许多人渴望着孩子的降临,而如今,三胎政策已经全面放开,然而却依然难以激发人们的生育热情。
一、理想与现实的矛盾
许多人在道德的高地上高谈阔论,口口声声要求别人遵守规则,但他们自身的行为却往往与这些言论背道而驰。马寅初曾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提倡计划生育,呼吁减少人口数量,但他个人却有两位妻子和8个孩子。当时,一些人质疑他为何要求别人少生孩子,而自己却反其道而行。那时,国家的主流思想是“人多力量大”,有了足够的人口,国家便能更强大。马寅初因此遭遇了严厉的批判,他的办公室门前贴满了大字报,甚至被拉出去公开批斗。然而,马寅初性格直率,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,他曾公开表示:“即便死了,我也要坚持自己的想法。”到了70年代末期,人口激增导致了国家财政的巨大压力,政策发生了转变,开始倡导限制人口增长,以减少资源浪费。1982年,计划生育政策正式被写入宪法。那时的基层计划生育干部,不惜动用各种手段来严格执行这项政策。作家莫言的小说《蛙》便是这一时期的生动写照,小说中的主人公姑姑便是一个计划生育的执行者,她的工作引出了许多家庭悲剧。这部作品最终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。在现实中,那个年代的孩子放学后常常举着小红旗大声喊着:“计划生育好!计划生育好!”村里的喇叭更是不断地广播着“计划生育必须执行,谁不执行,就要上吊喝药!”许多人为了规避政策,偷偷地去亲戚家生孩子,甚至将差两岁的孩子上成双胞胎。随着时间推移,计划生育干部逐渐闲得无事,且相关部门的职能逐渐归入了卫生局,最终演变为现在的卫健委。这些庞大的基层干部队伍因此失业,而计划生育的政策逐步消退。但至今,许多人依然受制于计划生育的观念,依然固守着“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”的思想。
展开剩余56%二、人口老龄化与三胎政策的反响
进入2021年,中国的老年人口已达到2.67亿,意味着大约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位老年人,养老基金的压力不断增大。与此同时,人口增速趋缓,甚至出现了人口负增长。许多年轻人,尤其是90后和00后,开始放弃生育的计划,许多人甚至直言:“养活自己都困难,哪有能力养孩子?”面对这一现实,国家先是放开了二胎政策,结果仍未能激起太多生育热情,于是又将目光转向了三胎政策。可是,疫情影响下,大量失业和收入下降使得许多人更是无力承担育儿的成本,生育意愿再度下降。社会似乎陷入了恶性循环:国家越来越老龄化,许多人选择了丁克家庭或干脆放弃婚育。马寅初当年提出的计划生育政策,恐怕连他自己也未曾料到,进入21世纪后,许多人竟然主动“实行”起了计划生育,选择不生孩子。
三、生活成本与生育压力
以我们邻居家的小夫妻为例,他们在郑州购买了一套总价170万的房子,其中60万由父母提供,剩余的110万需要贷款支付,每个月的房贷压力就高达5000多元。夫妻二人现在有一个孩子,而由于双方的父母无法提供帮助照看孩子,妻子只好辞去工作,专心在家照顾孩子。光奶粉钱每个月就要1000多元,加上日常生活费和租房费用,每个月的支出几乎达到3000多元。丈夫每个月的收入为1万元,扣除各种支出后,家里几乎没有剩余。要是再生一个孩子,这个小家庭几乎无法承担如此沉重的经济负担。夫妻二人表示,如果国家能够在房贷、现金补助或是孩子入托等方面提供一些支持,并且不影响妻子的工作,他们可以考虑生二胎。可是,现如今几乎没有什么直接的政策支持,他们的压力越来越大,根本没有能力承担起生育的费用,更遑论三胎了。为了鼓励年轻人多生孩子,建议国家向俄罗斯学习,对生育二胎、三胎的家庭给予一定的现金奖励,让人们敢于生育,愿意生育,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。
结语
从计划生育的实行到现在的三胎政策,中国的生育政策走过了曲折的历程。从一度强制的限制,到如今放开生育,国家政策与人民的生育意愿之间始终存在着巨大的矛盾。面对日益严峻的人口问题,如何为年轻家庭提供更多实实在在的支持,成为了亟待解决的课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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